导语
2023年4月18日,第一届全国农商银行金融科技交流大会在杭州召开。浙江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张雁云以视频方式出席大会并致辞,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陆磊等领导参加会议。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会上,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贝多广院长以《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金融体系再思考》为题作演讲,从“农商行如何面对大行下沉”“合作金融如何发展”“金融科技对乡村振兴的意义”等方面作了精彩阐述。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参加第一届全国农商银行金融科技交流大会,感谢王董事长的邀请。 刚才听了几位领导的演讲后很受启发,他们比较集中在 今天的主题——金融科技的应用方面。我稍微发散一点,扩大到整个乡村振兴战略当中的乡村金融体系问题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并没有很成熟,正好今天几乎全国各地的农商银行包括省联社的领导都来了,机会难得,我可以求教于各位。
今天讲的是乡村振兴战略当中的乡村金融体系的再思考。讲到这个问题,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部分,可能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下的。我们到各地去调研的时候,很多农商银行和省联社的领导都跟我们说,“大银行下沉对我们压力非常大,未来到底怎么办?”“我们也不能回避,我们出生就是信用合作社、合作金融,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来看?”我们更不能忽视我们今天的主题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在未来的整个乡村振兴当中或者乡村金融的体系当中,它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时间关系,我是非常简略地讲这几个方面。
1
乡村振兴中大行和农商行各自该怎么做?
“ 对农商行来说,最大的挑战还不是大行的下沉,而是自身目标的不确定。
首先来看大行如何在乡村振兴当中发挥作用。我曾经带着这个题目到地方去做调研,借此机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大行的定位是要充分地认识你进入的乡村,已经不是农村了,乡村的概念我想在座的都知道,是包括整个县域的很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国除了几百个大城市以外,其他的都叫乡村。如果把这个范围扩大之后,对大行来说,他们未见得要跟农商银行一样进乡进村,真正扎到基层去,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大行的优势,在县域的范围内做比较大的项目。这是我想可能要对大行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同样的,我们讲乡村振兴绝不仅仅是农业振兴,而是农业和其他各行各业的振兴,产业的范围是如此之广,包括制造业、文旅业乃至整个社会事业,都有需要发展的机会。而在带有公共性的、社会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性的这些事业产业当中,我相信大行的机会应该更多一点。
所以,我们来看大行下沉的话,我理解是他们从上海的陆家嘴、北京的金融街,要下沉到乡村的县域范围。这个县域范围恰好跟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讲的城镇化绝不是再去创造几个特大型、超大型的城市,而是要把中国的县级市甚至于一些大的镇建设起来,让他们也能够实现真正的城市化的标准。在这一系列的建设当中,我相信大行有足够的机会。这是我对大行下沉的一个看法。
我们再来看农商行,我们本来就是扎根农村、乡村的,我们做了什么事?做得好不好?为什么怕别的机构下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孟加拉的尤努斯教授的故事。他做的格莱珉银行非常成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曾经问过尤努斯教授,“你在孟加拉搞格莱珉银行,你有没有担心大行下沉啊,因为孟加拉也有很多大的商业银行、国家银行。”尤努斯告诉我说“我没有这个担心,我本来就在底层往上走的,我就在底层干活,不怕他上面压下来,只有我往上走的问题,他再怎么下来也下不到我的底层。”我以为我们农商行也可能要有这样的境界。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根打扎实了的话,实际上在这些领域,大行是竞争不过你的。我们看到浙江的农商银行,几乎在全省各个县、各个市的所有银行中都是NO.1。也就是说,真正到了基层,这个优势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我看来,对农商行来说,最大的挑战还不是大行的下沉,而是自身目标的不确定。很多农商行出身的银行,甚至于我们的农信社、合作银行,都是以商业目标作为唯一目标,而忽略了本身的社会目标。而这个社会目标恰好是其他大行本身所不具备的,也就是说农商行本来是可以依托你的社区来开展你的业务,而你的社区当中有大量的社会性工作,也就是现在社会上讲的很多ESG特别是S的部分,就是理顺社会关系的部分,这是社区银行的强项。在这一方面,如果农商行能够把握住,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建议的,中国的农商行,包括合作银行、包括农信社,未来应该取消单一的商业目标,即所谓的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条路现在来看,是值得去反思的。在市场化运作和实现商业目标的同时,去实现社会目标的这样一种机构,才是中国乡村振兴当中最需要的乡村金融机构。在这一点上,如果全国的农商行能够达成共识的话,大家都共同朝这个方向去走,我觉得中国的农村和乡村会有很大的面貌的甚至于根本性的改变。在我来看,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乡村之所以落后,很大的原因就是金融落后。而金融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金融的定位始终是有问题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建议现在要多学习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国家的社区金融的经验,而不是一学就学华尔街,一学就学高大上,扎根社区的金融是有很大的生长和发展机会的。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监管,我跟尤努斯教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你的格莱珉银行是在什么样的监管环境下做的?他讲了一条,非常有启发意义,他说对于这样的专业做普惠金融的银行,如果让原来的监管机构来进行管理的话,实际是很难做好的,因为所有的思维都是按照一个标准的商业银行的模式来对他进行要求,实际上他是很难活下去的。他需要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如果我们实现不了专门的监管机构,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去实现一个专门的法律,来针对这种类似于农商行的这一类机构,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
2
合作金融还有未来吗?
“ 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他们仍然保留合作金融?
我们再来看看合作金融。我们都以为很多发达国家早都是市场化金融、早都是股份公司、早都是商业银行了。结果我们发现,很多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法国、荷兰等等,他们的农村大量地存在合作金融,这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合作金融还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他们仍然保留合作金融?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当然,我想在座的各位对中国合作金融的演变历史那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到基层去调研,有一些老同事对从开始的农信社到改革开放后的现在的商业银行这几十年的演变路程依然是历历在目。我们要去反思,为什么走到今天貌似我们还有一些叫农信社的机构,包括我们省联社还叫农信社,但是我们本质上的合作金融还有吗?还有没有体现了真正的“合作”意义上的金融?实际上很多同事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怀疑的。那么我们的合作金融就没有生命力了吗?尽管有很多热衷于推动合作金融在中国发展的专家、学者、实践者,尽管实际上在中国还是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可以说真正是互助或者合作社式的金融。但是,他们始终在边缘,成为不了我们国家乡村振兴当中的主流的乡村金融机构。这背后到底什么原因?我们正在研究,但是我自己的基本感觉是就像一棵树要长在合适的土壤里面一样,可能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社会治理结构决定了我们很难形成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合作式的、互助式、相互持有式的金融,至少在中国现有的治理结构里面很难生存。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的一点。
3
数字金融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 为全世界普惠金融都要解决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出一个中国方案。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也就是今天大会的主题——数字金融到底在乡村振兴当中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刚才几位领导也都提到了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金融科技在中国金融领域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改变了我们整个局面的——87%的个人消费的支付都是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工具。实际上数字支付所带来的背后的数字,包括信贷数字、保险数字、理财数字等,这个路其实刚刚开始,未来的发展路径还是非常可以去前瞻的。
对于这件事,实际上是见仁见智。在过去几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包括对大的科技平台的看法,大家也是有争议的。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这些平台的认识,我觉的一个叫赋能,一个叫助媒,这两个概念上是独特的,是别的机构很少有的。什么叫赋能?我们看到中小银行通过和这些平台的合作,对金融科技有了深入的认识,而且看到了未来的方向,决心要进行数字化转型,这就是重大的赋能,实际上这种合作正在进行。另外一点是助媒,这是特别要讲的。可以说在很多别的国家,金融科技是一种脱媒的行为。比如我们去非洲肯尼亚,肯尼亚的银行只服务到其30%的人口,大多数人被排斥。但是其金融科技比如他有一个叫M-PESA类似于支付宝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却能服务到肯尼亚70%的人口,而且不是像支付宝和微信这样背后实际上是银行的服务,他们的金融科技某种程度上是替代了银行。在中国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的几乎所有金融科技都是跟银行合作,无论是底层、中层还是高层的合作。换而言之,中国金融科技平台的出现和发展没有脱媒,没有把银行赶走,而是建立在银行基础之上的。特别是我们的助贷,在我来看是极大地帮助了中小银行扩大其对长尾人群和对小微企业的服务。所以助媒是帮助金融媒体在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作用。当然我不是说他不产生问题,凡是新生事物,凡是金融创新,是一定会有新的问题的,但是你应该看到主流的一面。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金融科技的生命力还是非常强的。
当然,对于农商行来说,我觉得浙江已经走出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叫线上线下的融合。在2018年的时候,易纲行长对全球宣布,中国60万个行政村全部实现了助农取款点。咱们不能只说一面,还要讲另外一面,当我们去持续跟踪时,发现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助农取款点的可持续性比较差,其成本压力是比较大的。浙江通过丰收驿站、综合金融服务站等等,把手机银行、电商、快递、政务的信息系统都集合在一个小屋子里、一个平台上进行综合性的服务。在我来看,这些探索是叫普惠金融当中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的中国解决方式,因为解决最后一公里实际上是全世界的普惠金融都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难题。全世界各国也都在探索所谓的助农取款点,他们叫小额的现金交易。但是,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像中国这么成功,当然这也是因为是我们体制的关系,有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有机会去实现,通过我们的农商行系统去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如果成功的话,在我来看,是可以把经验推向世界的,是一个对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重大借鉴意义的模式,也就是一种中国方案。
最后我归纳一下,对于整个乡村金融的范围内的农商系统,我们主张要形成一个生态体系,而不是一个互害、互相恶性竞争的环境,应该是全覆盖的、互相弥补的体系,应该是错位的、有差异的竞争。这里面需要讲的是,一定会有竞争,即使在县里面也不能说就一家农商行独大,没有别的银行来竞争,那时间一长肯定也会出问题。要有竞争,但是法律要规定有限竞争,为什么?因为如果农商行的定位是商业目标跟社会目标的双重目标并重的话,他是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社会责任的。同时我们应该是错位竞争,各自的客户还是要有一些错位,而不是简单的掐尖去尾、同质化的竞争。更重要的,我们的监管和政策指导不要去引导进行价格竞争,价格竞争是全世界经济学里面都讨论过的弊病最多的竞争。要通过服务质量的竞争。那些最大的机构,最能够承担成本的机构去压价,这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应该是通过服务竞争、错位竞争、有限竞争,去形成一个能够可持续的良性的生态体系。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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